王尽美等山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及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彻底失望之后,信仰坚定、目标明确、一往无前、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让他看到了希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使“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能够继续承担起历史重任,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
    山东是国民党组织成立最早、力量较强的省份之一;仅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山东籍成员即达48人之多。丁惟汾作为第一批成员,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推动了山东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山东同盟会积极响应,迅速成立了国民党山东支部,徐镜心任理事长,丁惟汾任党务主任。
    经过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艰苦努力,1924一年1月20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团由6人组成,孙中山指派的代表3人:丁惟汾、王乐平、张苇村,地方选举的代表3人:王尽美、杨泰峰、孟广诰。
    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分批陆续到达广州。1月9日,王尽美抵达广州,下榻广鸿安旅店。同日抵达的还有湖南代表毛泽东、夏曦、袁大时和北京代表张国焘。张苇村由上海启程、杨泰峰、孟广诰由山东启程,10日同时抵达广州,杨泰峰与孟广诰下榻平安旅店,张苇村住名利栈。14日,丁惟汾抵达广州。
    山东代表对国民党的改组及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丁惟汾参与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的草拟工作。其后,又几度往返北京、上海等地,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丁惟汾参与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4月,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丁惟汾任工人部部长,王尽美任工人部部长助理。

1924年1月20日至2月6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扶植工农政策,实现公共合作。(前排左一为王尽美)

 国民党改组对其形象的重塑,从当时国民对其认识的转变中可见点滴。1923年6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王子壮毕业返鲁,相继在山东法政专门学校和省教育厅任职。此前,王子壮对国民党并无多少好感,亦未寄于多大希望。他说:“余与乐平相识于彼办《民治日报》时期。彼当时盖为省议员……历国民党去岁北京贿选事发生,彼等乃连袂南下,欲在沪从组国会之举,虽未告成,然骨气有足多者。此第一次引起余对国民党之同情。此事发生后,余之思想乃受一重大之打击,以为政治腐败至此,纵有好人加入,罔不为其所同化。欲不从根本改造,政治前途殆,难有改善之希望。会孟民言有广东省之行,出席于广东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正月间东归,劝余入国民党。余乃就其主义及新制定之政纲略为审定,颇不谬,因乃正式加入。”1924年4月,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成立,王尽美、王乐平、王子壮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国民党济南市临时党部建立后,王子壮与王翔千为主要负责人。从王子壮对国民党的重新认可并加入其中,后成为其中坚力量的经历,国民党改组在国民中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为拯救中国而达成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既是孙中山实现了一次新的历史跨越,无疑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又一伟大转折点。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中,山东各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者:刘春明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尽美研究会副会长,《红色春秋》2012年第1期)


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历史沿革

 国民党“一大”以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派遣委员到全国各地建立地区执行部,当时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和于树德、丁惟汾、于右任、路友于,受命派往北京,在北洋军阀的眼皮底下组建党部。
  1924年4月20日,经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终于成立,最初的办公地点设在织染局胡同29号。
  当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虽设在北京,却领导着北京、直隶(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新疆等十五个省区的工作,而这些北方省市,一直以来都是北洋军阀长期统治的地区,根本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仅有的少数国民党人也集中在上层人士当中,因此开展活动异常艰巨。

今天的翠花胡同27号院门


    那时候,经常在织染局胡同29号工作的,有丁惟汾、王法勤、路友于、于右任(以上为国民党人)、李大钊、于树德、于方舟、马叙伦(以上为共产党人)等人,他们明知道条件艰苦,环境简陋,仍然满怀着巨大的政治热情,下到北方各省市、地区开展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25年10月,他们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建立起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发展党员达14000人。其党员成分,也由单纯的上层人士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政客、官吏等各个阶层,为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政府赶下台,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商议国事,这一阶段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进入空前忙碌的时期。他们一方面要为孙中山的到来做各种准备工作,一方面还要抽出很大精力,去接待北方各省市因党务迅速发展而越来越多到京的国民党人,显然,如果再在织染局胡同这样一个狭窄的小院子办公,已远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于是,在1925年2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便把其机关搬至翠花胡同8号(即现在的27号),从此,那里就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留下的最重要遗址之一。
  翠花胡同位于王府井东大街东厂胡同后面,与解放后盖起的中国美术馆隔街相望。走进翠花胡同27号的院子,紧挨院门两侧的是一排倒座房,三楹四间式,倒座房的对面是一正房。顺着院子的倒座房继续往里走,过了门洞,里面还有一个院落,它的北面又出现一间正房。
  原来,随着国民党组织在北方的迅速开展,当时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发展扩大自己的组织。1924年12月,中共北方区委正式在北京成立,李大钊担任书记,领导并负责包括东三省、直隶、内蒙、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虽然后搬进来的翠花胡同27号,要比织染局胡同29号院落大些,但一个院落仍容不下两个机构同时开展工作。于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人员,便把与翠花胡同27号西边相邻的院落也租了下来,打通两院相隔的墙壁,作为共同办公地点。这以后,外面的院落仍归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使用,由国民党元老丁惟汾负责,其他工作的国民党人则有徐谦、顾孟余、陈友仁、路友于等。里面的院落归中共北方区委使用,由共产党人李大钊负责,其他共产党人有赵世炎、陈乔年、范洪劫、陈毅等。
  翠花胡同27号,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成功范例,不仅在机构上互相尊重融合,更重要的是在以后将近两年的合作当中,他们共同将北方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了北京,进步人士邵飘萍和林白水相继被杀,北京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大多数成员都纷纷离京南下,机关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于1927年3月,由翠花胡同27号转移到东交民巷25号苏联大使馆西侧的旧兵营内。
  当时,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设有庚子赔款委员会、中东路办事处、远东银行等机构。徐谦还是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有合法身份。正是基于这层关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人员,才把机关迁到旧兵营的庚子赔款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
    1927年4月6日上午,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身配红线标记的警察、宪兵、便衣、侦探、消防队员300多人气势汹汹赶赴东交民巷,在向外国公使首领荷兰大使欧登科呈交了一份警厅公文后,即分头闯进了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当时,李大钊正在西院屋里伏案写字,很快被军警逮捕,敌人又在使馆里逮捕了路友于等10余人。4月28日,是整个北京城都为之悲恸的一天,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为名,用从美国新进口的绞刑架,极其残忍地处死了李大钊、路友于等20位革命志士。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同志,虽然惨遭反动军阀的残杀,但他们的事迹却永远为世人牢记。
  至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三处机关旧址的命运:苏联大使馆旧兵营,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正式移交给我国政府,后被拆掉,改建成国家高等法院办公大楼。而织染局胡同29号与翠花胡同27号,也都成了民居,其中后者在解放后还一度当过精神病人的疗养所。由于这三处,以翠花胡同27号保存得还算完好,因此,一般都把它当成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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